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，下午二三点钟，哈尔滨至上海的一趟火车进站。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被人流裹着，步子虚浮地出了上海站。

上海很热，三十四五度左右。这年轻人穿件卡叽布的、旧的、在洗染店染过的、黑色而又变灰了的学生制服。一条崭新的、裤线笔直的“的卡”裤子，蓝色的，太长，折起一寸有余。一双半新的网球鞋。头戴一顶崭新单帽。

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，右手拎网兜，里面兜着一个新脸盆、牙具什么的。
他避开人流，有些发懵，不知该往哪去。
他像东北农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书一类。更具体说，像《艳阳天》中的“马立本”。连“马立本”那点土潇洒也没有，模样迟钝。
虽然“文革”时期，讲究穿着的上海人还是比全国其他大城市的人们明显地穿得雅致。
他很有些自惭其美“土”。
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满大街的女人尽数裸胳膊裸腿的情形。他感到有些害羞，竟不知目光应朝什么地方看才算个正经的年轻人。
从他眼面前走过的女人们，却并不注意他。偶有一两个女人看他一眼，完全是觉得他有些“憨大”。
他便更自惭，更害羞。